農人種田，學者著書，各有分工，自古亦然。可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官員出書，卻忽然火爆起來。而且數量之多，部頭之大，就連那些專事學術的人，也難以望其項背。本來，官員平日事務纏身，能忙裡偷閒，著書立說，是一件可敬可嘆的事。可問題在於，時下官員出書雖有佳品，但大多數，卻是些濫竽充數之作。

早些年，大學生鳳毛麟角，那時官員拿文憑，至多還是本科，後來大學生多了，本科已稀鬆平常，於是官員就去拿碩士。近年來，社會上又熱衷博士頭銜，故機關幹部攻博又是一窩蜂。有人曾把國內的博士分為三類:一是學子攻博，曰學博；二是老闆攻博，曰商博；三是官員攻博，曰官博。不可否認，官博之中，確有不少真材實料，但渾水摸魚的，肯定也不少。

寫書與讀學位，按理都是些苦差，無心做學問的人，是用不著湊熱鬧的。可如今官員為何對出書、拿學位情有獨鍾呢？站在經濟學的立場看，出書、拿學位的背後，一定是存在著某種利益的驅動。不過這裡的利益，並非官員賺稿費養家餬口，也不是拿文憑評職稱。官場的利益最大化，是職位的最大化。就是說，官員出書拿學位，大多是奔著升官晉職去的。

那麼，出書、拿學位與官員的升遷有何瓜葛呢？

改革開放後，中央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幹部制度改革。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對幹部隊伍建設，明確提出了“四化”要求: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其中的“知識化”與“專業化”，就是指當官要有學問。如何才算得有學問呢？我曾說過，官場如商場，也存在著資訊不對稱。就是說，選官的人與被選人之間，資訊是不充分的。下級要想得到提拔，就得向上級顯示出自己“有學問”的資訊。可顯示資訊就像商家做廣告，推介策略大有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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