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與雙重人格，是中國儒家文化二重性的又一重要體現。中國曆代科舉考試中，出身貧寒的舉人佔到一半以上，可見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有森嚴的等級制，卻還有一條暢通的人才晉升之路。這長期影響著知識分子和大多數老百姓的思維方式，相信透過自身努力，可以在已有的規則下生存得更好，而不是寄希望於社會變革以改變已有的規則。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存在著學者型知識分子和官僚型知識分子。不少學者型知識分子都是潛在的官僚型知識分子，他們更關心的是個人能否和如何從學者型轉化為官僚型。孔子周遊列國，四處跑官，為後代知識分子留下實踐的榜樣。至今中國的知識分子仍然擋不住官場的誘惑，怕官、唯上是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儒家用極為直白的語言表述過這種生存技巧“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儒家文化的兩面性塑造了功利主義基礎上的雙重人格，也造就了知識分子群體的不穩定性與依附性。學者型知識分子雖然大多精神上崇尚儒家的社會哲學，但是即使依照理想人格來塑造自我者，一旦當了官，大多也會加入到塑造雙重人格的行列中。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國，縱使提高官員的知識層次，也難以減少腐敗的原因之所在。

中國古代二十幾個朝代，幾百個皇帝，很少有哪一朝代哪一皇帝號召官員貪汙賄賂、貪髒枉法的。清朝的皇帝也一樣提倡清廉，但康熙皇帝對大臣官員“不察細故”、“每多包容之處”對官員所得，不一一問其來路，就是可以容忍貪汙，只要不是太過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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