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官場上，謙讓往往是一條重要的制勝之道。但謙讓不是逃避，而是以退為進，以柔克剛，從本質上講，它還是一種策略。如果運用得高明，就會使人察覺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會使人感覺到一種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會取得更大的成效。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書生。因為他“不以成敗論英雄”。在《史記》中，劉邦雖然成功了，但還是流氓；項羽雖然失敗了，仍不失為蓋世英雄。這與“以成敗論英雄”的政治意識形態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陰謀”和“陽謀”之分，同樣是“謀”，所以能分出“陰陽”，是因為“陽謀”所謀之事是正義的，“陰謀”所謀之事是非正義的；“陽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陰謀”則是在見不得人的陰暗角落裡進行的。

“陰謀”和“陽謀”在書生看來是涇渭分明的，但對於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達到，手段並不重要。在一定意義上，也確實如此。“陽謀”失敗了，便成了“陰謀”；“陰謀”成功了，便成了“陽謀”。

“不以成敗論英雄”是道德史觀，道德史觀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具有不竭的文化動力的理想，但現實中的政治，講究的是當下的成功；也就是說，只要掌握了權力，穩固了權力，並且做出一定的成績，你就成功了無論你當初用的什麼手段，都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從文化上講，不以成敗論英雄；從政治上講，往往是以成敗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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