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基礎問題在農村，爆發點在城市。進入1970年代後，上山下鄉政策越來越難以貫徹，城市人口也越來越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城市“無產階級”需要更多的食品、穿衣、居住等條件。 所以，體制折騰到後來之後，被迫進行“改革開放”。如果中國還處於封閉環境，無法引入西方的工業化技術，糧食早已經不夠吃，體制經濟也很早就已經瓦解。 進入1990年代後，體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而且，1990年代後的“新條塊分割”系統，就靠著低糧價維持，透過低糧價導致低地價-耕地價格。體制可以透過低價徵地，支援“招商引資”、血汗工廠、房地產暴利，還可以隨意挖礦和汙染相關環境。 體制透過收買城市，讓城市居民“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才能夠保持其合法性。 所以，中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推動階段，而這些經濟推動的結果都導致耕地持續減少，到後來變成急劇減少。 耕地急劇減少、農民放棄種糧，導致糧食供需缺口急劇增大，進而引發嚴重通脹，然後社會再次進入動盪。 這就是在現有體制下，中國經濟的必然模式。 不過，“改革開放”之後，體制透過糧食供應的三個方面努力，奠定了體制生存的基礎。 隨著三個方面的努力，體制大力、全面深入推廣工業化的農業技術應用、大量的糧食進口、毒化食品技術；緩解了兩方面的矛盾，也就是社會糧食需求的增長，以及越來越少耕地的矛盾；兩方面矛盾的緩解，有效地掩蓋了中國的糧食缺口。 隨著越來越多的耕地受到毀滅性破壞，體制更積極地引入更加高產的化肥、農藥、轉基因種子、激素等等。 同時，體制從早期的棕櫚油進口，逐漸開始實施大豆進口，進而再變成超大規模的大豆、棕櫚油和豆油進口。 在這些都不夠的時候，再迅速增加豬肉進口，從最初從美國進口，後來演變成從英國進口；更重要的是，從豬肉進口延伸到豬內臟、豬頭、豬蹄等“豬下水”進口。 而且，“豬下水”進口以走私方式實現，更容易讓民眾忽略糧食缺口。 更重要的是，體制透過各種方式，讓人們忽略糧食缺口背後的耕地缺口。 很多人聽郎鹹平的講演，說外國糧商控制了中國民眾的餐桌。 而郎鹹平的論調就是用“帝國主義陰謀論”，成功轉移民眾對耕地的缺口的注意。 因為，如果不進行轉移，民眾認識到巨大的糧食缺口，以及糧食缺口背後的耕地缺口，就會產生巨大的反應，體制對中國的控制可以迅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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