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和非體制的差異，只要不是智商太低，都能夠看出來。因此，人們想方設法進入體制，透過“站隊”實現自己的利益提升。 於是，這也形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將近150萬人報考公務員的考試熱潮。 因為，人們都希望透過自己“正確站隊”，能夠成為社會中利益受到保障的群體。 當然，無數實業企業老闆紛紛關閉自己的實體經濟，並且將資金投入房地產，也是投靠體制的一種方式。 而在國家權力經濟的背景下，中國不可能產生真正具有可持續國際競爭發展能力的企業。 既然中國企業無法在國際上競爭，那麼就只能在國內蜷伏在國家權力經濟之下，成為體制的附庸。 這樣的情況不僅僅表現在央企，也表現在民營企業。 而民營企業和“中產階級”，成為支援著體制運轉主要力量，貢獻了大部分稅收、央企壟斷收入、房地產收入等等。不過，中國的民營企業因為先天不良，無法與體制形成制衡。 在美國，大企業基本上都是從私人公司建立起來，並且透過上市而成為公眾公司，這是美國以企業為主要權力載體的一種表現；而在中國，因為體制的權力集中，害怕私人企業的發展，因此民營企業不可能做強、做大。 能夠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基本上都是國企，也就是體制的延伸，其公司治理和運作方式都不算是企業（enterprise）。因為體制經濟的強大力量，大多數中國的智力資源都都傾向於進入體制。 同時，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也都是透過“站隊”開始起家，而不是依靠企業家個人能力和企業家精神開始的。 因此，民營企業普遍都是低技術、低質量、低工資、高勞動強度、高汙染、高消耗的“血汗工廠”。 這些企業一方面缺乏市場抗風險能力，一方面缺乏財富靈活性。 而這“三低、三高、兩缺乏”，讓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弱不禁風”。 那麼，再加上體制的力量展示，民營企業如果不做體制的附庸，就只能被市場和體制所淘汰。 不過，這就形成了民營企業面臨的兩難：1、如果“站隊”離體制比較遠，那麼各種稅收、通脹、市場的劣質競爭等等方面，都會壓垮企業；2、如果“站隊”依附體制，雖然短期活下來了，但是體制想民營企業那裡索取多少，就可以索取多少。 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做實業已經成為“砧板上的魚肉”，想生存下去基本上都是MissionImpossible。 所以，民營企業被國企兼併、投資房地產開發、或者炒房就成為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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