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潤的遭遇具有普遍性。 改革開放之後，知識分子很少引言獲罪，也不再隨便就受到批鬥、體罰，各種待遇比頭三十年好了。 但是，即使在中科院這個中國最高學術機構，即使是院士也經常也遇到各種困難，或者說刁難。 在1990年代，有的院士年逾古稀，生活不便，子女又不在身邊，因此需要額外的照顧。 但是，當這些一輩子埋頭鑽研的中國最高階知識分子，在生活需要幫助，去找居委會，有時候不僅得不到照顧，還可能被刁難。 我的一位阿姨（她是歸國華僑、一位知名院士的兒媳）退休後曾做過中科院某小區的居委會主任，她熱心幫助中科院的退休知識分子，並且把給居委會的撥款都花在這些老知識分子身上。 結果，她和另外一個朋友（副主任）受到居委會其他人的冷言冷語，嫌她們給這些老知識分子花錢。 最近一些年，中科院院士變成了知識權威的象徵，也有了比較大的資金的處置權。 不過，這又引來新的問題，新增選的院士絕大多數是由具有行政職務的人“轉行”而來，染指這個“有利可圖”的領域。 這樣的結果是，專業人員又失去了專業級別上升的空間。所以，絕望的不僅僅是在工業、IT等商業領域的專業人員，包括中科院這些最頂尖的科研機構裡年富力強、碩果累累、最有發展潛力的中青年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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