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習慣的俘虜。 如果讓“工具人”掌控了資源，那麼往往就會按照“大機器”思維方式配置資源。 比如說，在1990年代，所謂的“國際分工論”、“資源稟賦論”、“雁行理論”等成為社會的主流理論。 這個理論說，根據亞當斯密的國際分工理論，中國的人工成本低，就應當發揮低人工成本的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高中國人的人均收入。 但是，這些理論沒有說，亞當斯密說“勞動者工資是經濟發展的標誌”。 如果按照亞當斯密說的，那麼首先應當從提高農民收入和工人工資的角度出發，來進行全盤思考。 那樣的話，可能經濟發展的模式也就完全不同。 也就不會透過“工人下崗”潮，來解決所謂的改革“攻堅”的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1990年代開始盛行的理論，以及後來很多人強調的“人口紅利”，都是對於1950年代經濟理論的迴歸，也就是對於“大機器”思維方式的迴歸。 這樣的迴歸，結果就是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社會資源虧損模式。 而“工具人”的行為隨著“大機器”思維模式，也開始了學習模仿-落後-再學習模仿-再落後的人類資源虧損模式。 這個模式的持續深化，形成了今天的中國經濟現象。

中國從“一五”開始計劃經濟。 在此期間，採用蘇聯經濟模式，集中財力、物力和人力進行重點專案建設，對發展國民經濟實行計劃管理。 當時，在東北、華北、華東、西北、中南、西南等多個民國時期已經形成工業基礎的大城市，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也就是“大機器”建設。 而廣東、福建等地，考慮到戰爭等因素，被作為“戰略前線”，沒有建設大規模工業基地。 圍繞這些工業基地，形成了社會資源的集中配置，比如說教育、醫療、養老等支援性服務系統。同時，透過壓低農產品價格和提高工業品價格的“價格剪刀差”，實現農業支援“大機器”的目的。 可以說，絕大多數社會資源都在為“大機器”的運轉而服務。 在這個時候，佔據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一方面需要負擔“大機器”運轉的成本，另一方面得不到“大機器”運轉帶來的好處。 所以，在當時農民“進城”是個非常艱難的事情，因為如果能夠進了城，就能夠沾上“大機器”的光。 不論考上大學，還是直接進廠當工人，都有幸成為“大機器”裡的“螺絲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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