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發生了： 稅收必須要實現成長，以滿足經濟刺激政策的要求。比如說，中國前10個月進出口關稅總額大幅下滑將近20%，那麼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彌補這個稅收缺口。 同時，大量的企業倒閉，大量的農民工返鄉，退出中國主要的經濟迴圈體。 那麼，還在生存著的企業，還在工作著的個人，就得承擔更多的稅負。 而不論是企業還是個人的稅負，最終都要轉化為個人的稅負增加，攤到每個人的頭上。 這樣，個人的稅負就變得異常沉重。 在2009年中期進行的企業大規模查稅，並且追溯到2006年之前，就是這樣狀況的反映。 2009年後期，出臺的針對個人午餐和手機等補貼的個人所得稅徵收辦法，也同樣是這一狀況的反映。 不論企業稅負，還是個人所得稅，負擔大部分集中到了城市。

不僅如此，城市居民的消費也必須要課稅。 農民回了鄉，自己種地、住自己的房子，天天老婆孩子熱炕頭，可以與外界發生很少的交易往來。 而農業稅又取消了，所以農民可以交很少的稅，就保持基本的生活狀態。 但是，城市居民則有著明顯的不同。 城市居民必須與其他人發生交易，購買各種生活必需品，才能夠維持基本生存。 既然有交易，也就意味著具有課稅的機會。 有課稅的機會，那麼就必需要充分地課稅。 因為，稅收和支出之間的缺口太大，不論如何課稅都難以滿足支出的需求。 按道理來說，國際金融危機開始了，各種能源原材料價格下跌了，按道理各種支出應該減少了。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城市居民在2009年的感覺是生活支出在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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