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當古代某個商業文明不具備足夠實力與其它強勢文明對抗時，商人膽小怕事的本性（很正常，“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安全永遠比金錢更重要）則從社會層面容易表現出屈服和順從強權的傾向。但與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崇拜威權和熱愛英雄的天性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商業社會這種既喜歡恃強臨弱又容易屈從強權的特性大概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勢利眼吧，呵呵。

古代中國西域的各民族恰好屬於後一種情況，由於自然條件限制很難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團結力量、形成統一的強勢商業文明，而自然要受制於近鄰的遊牧帝國或中原農耕帝國。班超未必瞭解商業民族的這種特性，但他強攻匈奴使團、果斷首鼠兩端的小國國王、更立城邦國家君主、高壓粉碎敵對勢力等一系列強硬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恰好產生了最有效的共鳴效應。我們可以想見當西域各小國的統治上層得知東漢帝國使節擅自處死某國君主、肆無忌憚地干預該國政治和君權時，他們心理上遭遇的極大衝擊和由此本能引起的恐懼感。

班超縱橫西域二十餘年，他所經常採用的雷霆手段、表現出的捨我其誰霸氣是他最佳的護身符，是威懾驅使各國君主、士兵、國民服從聽命大漢西域總督鋼鐵意志的無形之鞭。這是商業民族的順從強權特性和班超剽悍作風結合發生的“化學反應”，使班超將軍能夠威鎮西域，而區區幾千漢兵縱然再強悍也遠不足以讓所有人都畏懼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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