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大張旗鼓地崇儒家、用儒生、行儒道，讓民間傳授、研學儒學之風大興，特別是經學在漢元帝時期才真正開始興盛。在學習儒術的時尚風潮中，不排除部分人是真正研究學問、有經世致用抱負的，但相當一部分功利主義信徒恐怕是衝著皇家提供的功名利祿誘惑，抱著升官發財理想而入轂的。同樣是崇儒，漢武帝是“儒為我用”的梟雄明主，漢元帝則可謂“為儒而儒”的教條書生。元帝對儒學的執迷態度和對儒家政治理想的近乎偏執的實踐，客觀上得以使危機四伏的西漢王朝暫時得以喘息，儒家仁義之道在社會各個角落的蔓延使業已動盪的社會短期恢復平靜。但這帖藥只能舒緩麻痺帝國潰爛處的痛楚神經，卻無法根治消除化膿的瘡口。而尊崇儒家的副作用是長期而多元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可謂最經典形象：“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以經取士為皇家選拔了大量人才，但學經求官的投機者和功利分子也大量混入皇朝幹部隊伍，更有少數只會談經、不知吏事的“書呆子”也堂而皇之地為一方司牧，漢宣帝苦心培養的為政綜合素質較高的循吏、良吏系統被徹底破壞，更實用的外儒內法原則被背棄，提前為幾十年後埋葬大漢朝準備好了美麗精緻的棺材板。

為官者不擅為治、能治者不能為官，大大地影響了西漢後期政府的行政效能。部分明經之士入仕後，不能盡忠職守、只為保持俸祿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社會評價雖然偏激過分，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中透露的惟我獨尊、追求富貴的潛意識可是歷代儒生得意忘形之時的親筆供述，更何況“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的畸形庸俗求學觀自古以來就被公開鼓吹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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