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一點，大家一定要認識清楚，不要被少數無知之徒鼓惑中國古代法家如何如何而誤以為他們是一心救世的善良之輩。但是這些今天看來反社會、反人類的古代法家，他們的主張在戰國亂世確實有一定進步意義，推動了中華國家的統一程序，併為後世擇法、立法、司法，採用中國古典式法治補充人治進行了前期實踐。

今天，人類的總體進步讓我們知道，人類的天性中同時間雜著善良與邪惡、崇高與下作，貪婪和恐懼這對雙胞胎與生俱來。管理人類社會和組織，即要依靠激勵進取甚至貪婪的正面因素，也少不了利用恐懼之心的懲罰。法律當據此平衡而立，為整個社會服務。而當時的法家所處的環境和時代不支援他們達到今天的高度。

如此而來，主要目的為君主或國家強權服務，方便統治者控制社會和人民，支援他們動員所有力量、裹脅全體民眾投入兼併和擴張的“法家”學說當然廣為各國君主所喜歡，一些法家名人紛紛成為諸侯的座上貴賓或輔政弼臣。秦國也不例外，只是商鞅幹得更徹底、更漂亮，且秦國政治土壤更適合法家學說而已。

日期：2009-06-29 17:56:56

法家學說發源、興盛於那個戰亂紛紛的年代，也只適合於它孕生的特殊環境。當列國爭雄、以消滅對手、一掃六合為目的的暴力競爭之世，面臨生死存亡，君主必須不擇手段、不計成本、不過後果地飲鴆止渴。法家作為“救亡圖存”的有效之術，幫助秦國整合、提升國力，既滿足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訴求，又促進中國早日統一，應該給予公正客觀的肯定。但是當秦國已經嬗變成秦朝，始皇帝君臨天下，列國環立、搏命相抗的時代一去不返的時候，依然採用並全面推行這種該被逐步淘汰的權宜惡法，贏政大皇帝及其身邊輔臣策士顯然沒有審慎地重新判明形勢。新的環境需要新的管理辦法，百姓需要寬仁的政策建設一個新的安定時代，秦人失察二世而亡，一朝而喪六世之功，不能不說是那個依附於秦國畸形發展的癌症細胞毒發身亡的必然結果。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皇駕崩，秦朝出現了前面屢屢提到的最高國家權力交接失常，秦人和六國百姓錯過了在賢明的太子扶蘇領導下可能實施的改革的機會。關於後一點在下一章再仔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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