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快活之時，仍然少不了青樓美女之樂。

與本朝一樣，明朝太祖年間嚴禁文武官員及士子嫖妓。但是，窮棒子出身的朱皇帝很有經營頭腦，為了“創收”，他在南京盡納全國各地的妓女，興建起規模空前的官京妓院，號為十六樓，即石城樓、鶴鳴樓、來賓樓、重譯樓、清江樓、醉仙樓、樂民樓、謳歌樓、集賢樓、輕煙樓、鼓腹樓、淡粉樓、梅研樓、柳翠樓、南市樓、北市樓，只允許商人“企業家”入內嫖宿，並規定，如有現任官員嫖娼的，行杖六十，“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

世易時移，到了明宣宗時代，“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妓樓妓院遍地開花，“娼妓佈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輒）以千百計，其他窮州僻邑，在在有之。（娼妓）終日倚門獻笑，賣淫為活。”到了正德時代，更是亂花漸欲迷人眼，官員士子均津津耽於青樓。所以，像唐伯虎這樣的高才之人，當然不能免俗，玩世自放，縱慾狎遊。整個明朝社會在中後期皆從開國時期的拘謹制欲走向放蕩縱慾。當然，官方的意識形態方面，仍然是以程朱理學為正統，天天“仁義道德”四代表，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完全顛倒，均以昔恥為今榮。有一點需要加以闡明的是，明朝中後期文人士大夫沉溺於青樓，也是某種意義上不與黑暗政治合汙的姿態，不能全然把狎妓行為說成是道德淪喪。而且，那時的名妓多有國色天香兼藝文雙絕者，不是今日之人想象中的按摩房女郎那樣直抵中央的低俗。另一種“積極”意義，是豐富了中國近古文學的表現題材，湧現出文人創作的無數種與妓女相關的小說、戲曲、民歌、詩歌、散曲等，實際上也是某種意義上的 精神解放運動，打破了情況僵硬“禮法”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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