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研人員來說,發表論文的數量是顯性指標,只有在某類刊物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科研人員才可能晉升職稱,而職稱的晉升意味著競底實力的增強,相應能獲得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課題及經費,但這些論文是否真正有價值,則是一個很難被人考核的隱性指標;
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中,奶粉的蛋白質含量是顯性指標,而三聚氰胺則是根本不檢測的隱性指標,因此作惡者就競相新增,直至擊穿底線。
案例:聶耳文化廣場和聶耳故居的不同待遇
《義勇軍進行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作者聶耳是中國人熟知的文化名人,近年來,聶耳的故鄉玉溪市耗資數億元、佔地上千畝,建成了聶耳文化廣場,並人工修建了聶耳山,在山上豎起了11米高的聶耳銅像。而在昆明,聶耳出生成長的故居,則是一棟老式土坯房,搖搖欲墜,門窗被磚塊封死,樓房用木架支撐著,四周一片荒蕪,一人多高的雜草中麻雀亂飛,彷彿人們對聶耳的紀念和尊崇無以復加,又彷彿人們對聶耳棄之如敝履,他的故居成了妨礙舊城改造的多餘物。
為什麼兩者的待遇有如此大的不同?只是因為聶耳文化廣場是競底者們追求的顯性目標,是用以裝點形象的政績工程;而真實的富有紀念意義的聶耳故居,則不過是隱性的目標,當然不會受到重視。
與此可有一比的是,為了奧運會,北京建立了巨大宏偉的“鳥巢”,但離“鳥巢”不遠人行道上的地磚卻支離破碎,並積著一潭潭雨水。這同樣也是顯性指標和隱性指標的不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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