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種表述看似矛盾，“亡，百姓苦”，很好理解，因為在大動盪時期，民不聊生。但“興”為何也會百姓“苦“呢？因為在競底社會，“興”靠的也是把百姓打到底線，那些“雄才大略“的最高競底者，會充分徹底地盤剝他們稍稍豐盈的口袋，去打造大量的形象工程，如秦朝的阿房宮，隋朝的大運河，漢武帝的遠征匈奴（第五章將論述競底者為何要搞形象工程）。因此在“興”的時候，必定過度使用民力，將百姓推入苦不堪言的底線狀態。

劉邦在當上董事長後，他的手下大將有不少曾起兵叛亂。漢文帝時期也曾發生“七國之亂”，但當時的社會，普遍想從“人相食”的底部向上爬升，這些叛亂沒有得到足夠的能量，並未造成較大的影響。漢朝家族企業完成與呂后的人事爭鬥，因漢文帝上臺而得到穩定。漢文帝和他的兒子漢景帝在中國這個競底社會，做了一個偉大的試驗：

不與民眾競底，即減輕稅負，與民休息。

我們在第三章將論述到，支撐西方國家的有四大支柱：政治、經濟、軍事、宗教。而在中國的家族企業中，只有政權獨大，因為宗教的神權被政權邊緣化，軍事完全為政權服務，而經濟，中國的史書上有關經濟政策的記載，只有兩類：一，如何巧立名目加重稅負，更深地盤剝百姓；二，減輕稅負，與民休息。至於什麼“推廣科技，發展經濟”的政策，史書上從未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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