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以來，中國不少仁人志士認為：只要實行法治，許多貪腐、醜惡就可“藥到病除”。殊不知秦朝就是“法制社會”，正因為推行嚴刑峻法，而加速了自己的滅亡，這才有後來的“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顯然，如果不在推行法制的同時，大力改良競底文化的本質，那麼制度可能成為助桀為虐的工具。陳水扁執政後的臺灣亂象，就是最近的例子。

到戰國末年，中國人已經歷了五百多年的亂世，此時的神州已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民眾的心裡早已到了厭戰的底線，秦始皇以重金收買東方六國的貴族、權臣，不擇手段地實行遠交近攻策略，最終消滅六國，成立了大一統的秦帝國。

秦始皇吸取了周朝的分封教訓，因此不設分公司，他廢除了分封制，將全國設為三十六個郡。

但這個家族企業已經太龐大了，這樣一來，他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下去，就得時常到各地去進行巡視、立碑、刻石，讓“天高皇帝遠”的人們明白：他是他們的最高競底者！

秦始皇不知道，他的這種“商業模式”，卻把自己推入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競底。在現代管理理論中，有一個管理幅度的概念，即一個人能有效管理的下屬部門數量，如果太多，管理效率將打折扣。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遇到的就是個管理幅度的問題。神州太大，他一個人可不容易管過來，但秦始皇是開天闢地的第一個皇帝，他可不信這個邪。所以後世說秦始皇好大喜功，這並不是沒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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