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爭論可以簡化為：韓非認為合乎道德無用，不合乎道德才行，其實韓非的本意是說在道德之外還有比道德更有用的事物，那就是利益。

既然利益當頭，那麼君主治國的立足點是法治，而不是道德。在這一點上，韓非與現代社會學思想一致。現在社會學也認為解決社會問題不能靠個人道德的發展，而是要靠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人的行為受外界環境影響要遠勝於受自身的約束，現實中只有極少數的絕對好人和絕對的壞人，絕大多數是受環境影響的可好可壞的人。如果非法牟利可以不受懲罰，許多人會投入其中；如果非法牟利要受到懲罰，他們就可能不去做。因此要消滅奸邪，必須依靠法度，而不是希望人們的良心發現。事實上，在利益面前，良心很少能自我發現，只有懲罰來臨，良心才有可能覺醒。

韓非舉了兩個例子：

其一，把便宜貨放在偏僻的地方，即使像曾參、史魚這樣品德高尚的人都難免順手牽羊，這是由於暗處下手不容易覺察。把值錢的東西放在鬧市區，即使盜賊也不敢拿走，因為很容易被別人看見。

其二，母親寵愛子女，犧牲自我，付出很多，可是子女並不見得往好的方面發展，相反他們嬌生慣養，放縱成性，從來不聽母親的教誨。父親奉行“棍棒出孝子”，結果子女反倒懂事聽話，自立成才。

民性如此，韓非認為君主治民應該用法之嚴，不用仁之寬。然後他又站在民眾的角度去考察了重刑、厚賞、嚴法產生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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