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道理已經講了，我再舉點例項吧，韓非、申不害的實踐活動就很能說明問題。韓國是從晉國分化出來的諸侯之一，同時分化出來的還有魏、趙兩國。韓昭侯時期，申不害同志有幸被任命為相國，全權負責韓國的內政外交工作。申不害運用自己平生所學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他認為君主和國家要想強大，必須大力弘揚神秘莫測的術，在此理論指導下，韓國呈現出一派新氣象。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敢和君主、政府玩陰的，不誠實的現象一掃而光——因為大家都該玩明的了。韓國的法律長期以來得不到整理和統一，導致有許多不同版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執行。臣民發現哪個版本對自己有利，就引用哪個版本，而政府也說不出話來，因為法律條文是他們頒佈的，而且也沒有廢止。於是乎農民不想繳稅的時候就拿出減免稅收的法律條文來保護自己，軍隊不想打仗的時候就拿出縮減軍備、維護世界和平來說事，商人不想上稅就拿出招商引資的條文來說事，總之韓國人變得都很誠實，也很聰明，因為無處不在的術讓他們的欺騙無處遁形，而矛盾百出的法律又讓他們覺得不鑽漏洞簡直對不起自己。申不害辛辛苦苦工作十五年，最多也就保證了韓國不被其他諸侯欺負，而韓國的國力一直都不是太強。

而商鞅同志呢？作為法家“法”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是幸運的，秦孝公給予他全部的信任。商鞅也沒有辜負秦孝公的信任，將自己的思想注入到了秦國的血液之中並淵源流傳。商鞅眼中只有法，我們看到他為秦國制定了一套邏輯嚴密、敘述清晰、佈局科學、目的明確的法律體系，而且為保障法律的實施，他利用臣民趨利避害的特性，形成了自我監督，相互監督的良好守法氛圍。社會的力量被極大的調動起來投入到無限的耕戰中去，秦國很快就走上了富強的快車道。但是，隨後問題也出現了，法律條文畢竟無法涵蓋社會生活和政府運作的方方面面，商鞅只講法，不講術，便給那些別有用心而足夠聰明的臣民留下了可趁之機，他們利用法律條文之間存在的真空，巧妙地實現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張儀，東忽悠、西忽悠，利用秦國的力量將自己推上魏國的相位，最終得以安度晚年；而穰候更是過份，竟然讓國家軍隊給自己幹私活。秦國損兵折將不管，他卻獲得了一塊養老的地盤。這都是秦君不行術造成的後果，張儀和穰候的騙局中存在著明顯的名實不符，秦王卻不能發現。張儀當初的名義是為秦國聯合盟友，結果卻拋棄了秦國；穰候當初的名義是為秦國擴地，結果卻成了自己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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