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秦獻公的初步改造之後，國君的權威已經樹立起來。商鞅並不懷疑秦孝公的權威和對他的支援。對於普通百姓，商鞅也有信心。秦國的百姓像天下所有的百姓一樣，單純樸實，任勞任怨，少有思想上的雜念，但凡有條生路，就很少生事，如果再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就會全力以赴。

商鞅唯獨信不過的就是秦國的官僚機構。秦國在長睡之後，官府已經沒有多少公信力可言，沒有公信力就沒有執行力。如果紙面的政令無法轉化為切實的行動，任何宏偉的政治設計都免不了要打水漂。政令力度會以指數級在政權級別間遞減，到基層就徒具口號了，口號之後就是笑話。這就好比一臺腐朽的機器無論放進去多好的原料，都生產不出合格的產品，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那腐朽的機器棄之不用。商鞅想起了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吳起。吳起在西河推行變法之前曾用懸賞徙木的辦法換取百姓的信任。商鞅自信，吳起能做到的他一定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

於是在某一天裡，商鞅帶著工作人員在櫟陽城南門附近立起一根三丈長（換算為今日長度，為六米九）的木棒，旁邊有一塊木牌，上寫“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木牌的後面，放著一張桌子，上面整整齊齊地擺放著一小堆金光閃閃的銅塊。在當時的秦國，金便是銅，起著交換媒介的作用，一如今日之鈔票。一金為一鎰，即二十兩。商鞅及其工作人員一身官府打扮，舉手投足之間派頭十足，一切向人昭示著這將是一件官方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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