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苦頭的少帥被逼走上了談判桌。1930年，在美國的調停下，張學良被迫在伯力（哈巴羅夫斯克）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議定書恢復了蘇聯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會後蘇軍撤出中國東北，但繼續佔領中國領土黑瞎子島等地。並將領土爭議一直持續到2005年（今以協議方式，使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島領土的一半）。

中東路事件後，對中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使得中國間接失去了可以在東北地區可以藉以抗衡日本影響的力量，為日本發動對中國東北的佔領鋪平了道路。而東北軍的迅速潰敗，暴露了東北軍外強中乾的實際情況，也直接鼓勵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採取行動的決心。

再度錯失建國良機

東北諸省成功改旗易幟，讓日本方面灰頭土臉，計劃吞併東北的計劃遭遇毀滅性打擊。此時，刺張主謀河本大作已被開除出軍隊，土肥原則在軍部的掩護下僥倖逃脫了懲罰，只是被解除顧問職務。1929年3月土肥原轉任高田第30步兵聯隊聯隊長。

此種人事調整，雖然有“皇姑屯事件”的影響，但多少也可以看出在少帥執政後，日方操控東北、意圖將少帥傀儡化的計劃全面破產，日本軍隊內部主張事變、急進的鷹派遭遇挫敗，陷入暫時低潮。

東北易幟後，也意味著持續了近二十年的北洋亂象基本結束，新的南京政府已經在近二十年的內戰中，逐漸成為了全國人民的中心所在。儘管在濟南事變前後，國奉合作的機緣錯過了，但此次易幟後，全中國以一個更為團結、向上的面貌出現了，這本該是建國、強國的大好良機，如果中華民國的各位大腕們能把握好這個歷史視窗，和平共處、消兵弭戰，日本人哪會有機可趁呢？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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