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來看，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的作者）將秦始皇的這種努力，概括為“（秦廷）企圖用政治秩序來取代文化秩序”，就很值得探討。

我認為，余英時先生的話作如下解讀似乎更合理，即：秦廷其實是想用政治秩序來囊括文化秩序。

因為所謂的文化秩序，說到底，還是作為大秩序的政治秩序之分支。

基於此而言，余英時先生的另一結論似乎也是頗為牽強的。他說：“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所以對大傳統中的基本價值如父慈子孝之類往往置之不顧。”

實際上，秦帝國的政治秩序其實是很顧這些的，以上論述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當然，由於法家學說的先天缺陷，很遺憾，秦始皇的後天努力，最終卻很令人悲傷地歸於失敗。

有“西方歷史的先知”之稱的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的作者），透過他的歷史觀察，就曾經典地將這種現象提煉為：大多數文化都經歷了一個生命的週期，意即有她的出生、成長、青壯與衰亡。

雖然這位德國哲學家的觀點未免過於悲觀，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後來就實現了融合，並且綿延不絕。

但在某一特定的時期，在某一特定的點上——比如繁榮與沒落，對於一種文化而言，沒落也就意味著缺失生命力——應該承認，他這個觀點是成立的。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法家學說的先天性缺陷問題，及由此引發的海嘯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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