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關於個人效用的度量是存在多種思考路徑的：基數可度量性、序數可度量性、比率可度量性、完全可度量性，仔細地甄別和論證始終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至今同時有巨大影響力的社會福利度量辦法就有馬歇爾經濟剩餘法、希克斯補償剩餘法、人類發展指數法和各種貧困指數法等等。同時宣稱建立在“價值中立”基礎上從而是實證的新福利經濟學本身也始終存在若干根本性的矛盾，比如序數效用從本質上看還是隱含了對基數效用存在的承認；相關的諸多標準同樣也沒有遠離價值判斷或者本身就反映了價值判斷的內容，只是刻意迴避了尖銳的倫理問題，把不涉及價值判斷轉化等同為人際之間沒有利益衝突；個人主義或者福利主義論調忽略乃至無視了自由、公正與平等這些非物質的利益存在與教育、健康一樣會對社會的生產能力發生重大影響，也就是說這些也直接和經濟效率相關的因素被誤判為無關的；價格不進入序數論的效用函式與觀測到的現實事實違背牴觸等等。

再者說，上帝從來沒有規定經濟學必須或者只能是實證的。相反，常識與邏輯推斷都說明福利經濟學應當具有實證性和規範性的雙重屬性。即使是著名的“休謨定律”（Hume’s Law）也只是指出了人們不能從客觀描述性的“是”命題推匯出“應該”命題，亦即實證性與規範性之間存在邏輯鴻溝，但大衛.休謨也從來沒有表達過社會學理論就不支援任何規範性命題的觀點。M.布勞格在自己的著作中還特別指出：“凡是被視為真實的以經驗為依據的表示‘是’的陳述性說明，無不依賴於社會已經存在的我們‘應該’接受這種表達‘是’的說明的一致意見。”所以他認為新福利經濟學同樣可以被劃歸為基於自己的價值判斷基礎的規範性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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