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總體田賦適中，但各地田稅不一。一般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徵二升，重租田徵收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江浙原先屬於張士誠武裝集團的地盤，老朱忌恨當地革命群眾曾經支援張士誠和他競爭，報復性地定性蘇、松、嘉、湖地區的豪族和富戶田產為官田，還按照民間私租水平來徵收國稅，故意折騰這個群體。這裡再次彰顯了老朱心胸不夠寬闊的個性，但以民間佃租慣例徵收國稅實屬胡鬧。司農卿楊憲腦子短路了，認為浙江西部的土地肥沃，應該“增其賦，畝加二倍。”於是長江三角洲一帶定居的人們就慘了，畝稅有的高達二、三石，一年到頭的土地產出官家取其七八，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還逃亡不得。洪武十三年，老朱命令戶部略微裁減江浙高稅區的田賦，但依然堅持懲罰性的稅收政策。建文帝上臺後覺得爺爺的憤怒有點過了，詔書恩准按照一般稅法繳納皇糧；而明成祖奪嫡後和侄子打彆扭，明知不合適又改回去了，倒黴的長三角洲民眾太悲催了！明英宗年間因為民困至極再次議減長三角的田賦，但是至明朝滅亡這一地區的賦稅水平一直高於國內其它地區。更可憎的是，朝廷和地方的相關利益集團每每作梗搗亂，對蠲免詔書或戶部檔案的執行陽奉陰違，不顧當地百姓感受和死活。賦稅水平高，徵繳額巨大，相關官員們就既有“錢程”又有前程，當然不樂意減稅；但是行政體系敢於公然矯詔曲詔，不聽天子與朝廷號令，明朝地方貪官汙吏的狗膽子算是可以包天了，皇朝時代還真是極其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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