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我認為，土地改革要同時達到公平和效率兩個目標才算成功，就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時組織農民，或者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按這個標準，中國在重新分配土地，實現第一個目的以後，緊接著也力圖組織農民，但組織方式與國外有很大不同，即人民公社。據說這個名稱來源於巴黎公社，革命色彩濃厚。

我曾反覆思考：中國農村合作化與日韓農村合作化到底有什麼不同，以致於後來命運殊異？我把這個問題丟給一個哥們。過了一段時間酒桌上又碰見他，他說，他認為人民公社與日韓農協最大不同在於：人民公社是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的基層政權，日韓農協是經濟性質的社會團體。

我搖頭。我認為，他所發現的不同是“很大的不同”，但不是“最大的不同”。如果兩者最大的不同是這個，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推論：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恢復了鄉鎮基層政府，實質上，就是把人民公社的政治功能、社會管理功能以及一部分經濟功能（比如創辦和管理鄉鎮企業），剝離給鄉鎮政府了。那麼原來的人民公社，還應該剩下另一部分經濟功能，就是組織農民的功能，這時它就跟日韓農協基本上接近了。那麼，它應該有可能繼續存在下去，或者換個名字繼續存在下去，逐步發展成類似於日韓農協那樣的經濟組織。

然而實際情況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在恢復鄉鎮建制的同時，人民公社被撤消了。“在經濟上組織農民”這個重大功能被懸空了。是怎麼逐步懸空的呢？咱們具體分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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