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顯的迎合社會的傾向。比如關公很受中國老百姓歡迎，所以三教都把他拉去奉為神靈，活像一個知名學者名片上印著的一堆頭街。我還聽說，近年來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財神爺。雖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會，但它畢竟是一種精神層面“形而上”的東西，應該在“引導社會”和“迎合社會”之間把握一個合適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業那樣辦事。

探討得差不多了，我的結論是，中國傳統倫理型社會發展到1949年，雖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與同時代的印度、伊斯蘭的傳統宗教社會相比，還是要易於改造、易於發展得多。所以1949年以後的中國，也包括周邊的亞洲四小龍，現代經濟的起動速度明顯快於其他地區。

這個優勢表現在：一，宗教對於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比較小。建國以來，中國在建設和改革上，基本上不需要考慮儒道佛的影響因素。這在印度文化區和伊斯蘭文化區是很難做到的。二，宗教對於社會管理的影響較小。前幾年，我代表單位跟別人打官司，去參加開庭，結果去早了，正趕上前面一個庭審。是一個著名寺廟的和尚跟一個女施主好上了，為了能還俗當夫妻，他們合夥把女施主的老公幹掉了，這個和尚被判了死刑。當時方丈帶來幾十個師兄弟來聽庭審，平靜地聽完，平靜地離開。我感到，當代中國，宗教因素對國家行政、司法的影響是很小的，“以教干政”問題在中國不可能發生。三、中國這種講究倫理的世俗社會，人民普遍務實重利，不拘泥於宗教，對發展現代經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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