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領導生於甘肅，十七歲上大學之前一直吃玉米餅子。我們現在搞宴會或接待客人，只要他參加，那就不能點“粗糧拼盤”之類的菜。他一看到就生氣，這輩子實在吃夠了，認為我們在虐待他。“大包乾”解決了困撓中國人兩千年的吃飯問題，這個功績，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大包乾也使農民流動成為可能。人們不用掙工分了，自己的田，一個勞力能種了，另外的勞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實際情況是，農村“半勞力”即老人成了種田主力，青壯年大量外流。雖然80年代城市仍然用糧票，但對自由市場不再嚴格控制，只要有錢就不愁沒糧吃。

當時，外資企業數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個特區，僱人有限。私營企業還處於家庭作坊階段，用馬克思的話說叫“自僱勞動”，僱傭有限。城市服務業還處於個體戶、跑單幫的階段，倒爺們親自扛包擠火車，也僱不了幾個人。所以，農民流動主要就近，到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政府不願管理太多流動人口，流來流去的看著眼暈，所以也大力提倡這種“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就近打工。

總之，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用大邱莊的禹作敏的評價說：毛主席折騰農民，鄧小平讓農民自己去折騰。

當時的人們認為，農業繁榮是大包乾釋放生產力的效應。這個觀點不錯，但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當時處於短缺經濟。直到90年代瓜瓜果果都賣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識到這個原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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