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府就是不改。只要能不出事兒，只要還有口飯吃，就回避矛盾，先拖著。這麼拖、拖、拖，一直拖到1998年朱老闆當了總理，他發現這時候不改真的不行了。因為大家吃不上飯了。可是，這時候已經錯過了改革的最好時機。國際上鬧金融危機，國內市場競爭激烈，企業改了制也不一定能活出來。更糟的是，這時企業資產已經被搞光了，不管是虧損掉的也好，吃喝掉的也好，為發工資變賣掉的也好，被貪汙掉的也好，總之反正是資產沒有了。有的企業資產還是負的，因為資不抵債，就搞債轉股。銀行叫苦不迭，放貸放成股東了，只好盼著國家來剝離。但是，能擠進債轉股盤子的幸運企業能有幾個？多數企業活不出來，又死不掉，安置職工，錢從何來呀？

不改不行，改又沒法改，這真是“地雷陣”和“萬丈深淵”。國企脫困那幾年，全國各地，被職工包圍頻率最高的領導，就是政府分管工業的領導。我有一個朋友，當時就在縣上幹這個夯活，成天給上丨訪丨職工解釋政策，被啐在臉上，就跑到衛生間洗洗，再跑出來接著解釋。當時幹部中間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前世做了孽，今世管工業！”一些經濟人士也報怨改晚了，有人還報怨說，要是老朱早當五年總理就好了。

但是，這十多年來，我根據親身經歷，對這個問題又有了新的認識：中國的事情不是那麼簡單的。國企改革（特別是產權改革）如果提前推開，也許根本改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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