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的不幸在於，無論是內部也罷，外部也罷，當時都缺乏對最高權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時，讓心裡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開放了一下，結果全國一下子揪出60萬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殲之”了。內部制衡方面，鄧子恢副總理說，農業合作化推進是否有必要搞這麼快？結果被罵成“小腳女人走路”。此後彭德懷在廬山的悲慘遭遇，全地球人都知道了。

與少數試圖制衡者相反，多數人則是迎合者、盲從者和推波助瀾者。羅家英在《大話西遊》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無畏精神啊”， “配合”兩個字用的太精典了。在過去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掄圓了去“配合”領導的什麼精神的傢伙們還少嗎？而我們為了“配合”，付出的代價還小嗎？這種局面的形成，這些人的出現，背後有深層的文化因素和體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這些因素和這些人的作用，讓本來就已經嚴重跑偏的中央決策，到基層更跑偏了十萬八千里。你敢畝產十萬斤，老子就畝產二十萬斤。你種的南瓜兩頭牛拉不動，老子種的葫蘆剖開能當船過河。八十年代以後，曾出現過許多這方面題材的小說。比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然而統購統銷的體制下，在糧食產量上吹牛不是鬧著玩的，吹牛是要上稅的，統購任務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鍊鋼鐵佔用勞力，公共食堂浪費糧食，終於釀成了全國性的饑荒。前面說了，我認為結果不可原諒。小平同志提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也主要是針對這個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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