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5-27 09:07:01

四

梵高在其生年，只售出一幅《紅色的葡萄園》，而且就這唯一出售的畫作也不是遇到賞識者，而是為心疼哥哥的親弟弟買走。誰能說這是梵高的藝術出現了問題？問題只有一個，是他生存的世界對藝術瑰寶的漠視。

在泰山苦修的兩位學術巨匠，同樣遭遇了這等尷尬。孫復，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毅然止步於科場；胡瑗，則前後七次應考，均以不中而告終。

年過而立，學已大成的胡瑗，於公元1033年果斷拒絕了自己第8次走向考場，而是將腳步踅向家鄉泰州。

息罷科舉之念，興舉教育之想。

這中間，當然有屢次碰壁科場之後的心灰意冷，也有隨著知識與閱歷豐厚對功名意識的淡泊，而尤為重要的是少年時就樹立的“以聖人自期許”的使命感在此時遽然發生作用。

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在他這個邏輯鏈條裡，興學辦校為教化之本，只有透過教化才能成就人才，而人才是致天下之治的關鍵。這就將自己的職業選擇與治國興邦緊緊繫於一處。

從孔子、孟子、荀子、王充、鄭玄、馬融、何休、韓愈等一路走來的歷代大儒，他們共同選擇了這條退而降帳授徒之路，目的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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