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16 08:32:07

五

《小戴禮記》的勃興與流傳，緣於一次史上著名的會議——石渠閣會議。

隔著歷史長河往回看，這既是一次政治會議，也是一場學術會議。因其政治與學術的雙重屬性，這次會議歷來備受後世學界關注。

原因很簡單，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公孫弘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置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著作以來，儒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朝廷把《易》、《書》、《詩》、《禮》、《春秋》定為重要學習內容進行廣泛講授傳播，全社會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投身於儒術，對經學的學習、講授、解說形成一股宏大的時代學術潮流。

梁啟超先生將之定義為“時代思潮”。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漢代經學的興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說的學人因環境變遷，與共同的心理感應，還應該加上國家政權的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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