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軍事管理條例規定：文職總督為武職總兵的上級領導，總兵進見總督，要“甲冑行跪”（穿著軍裝行跪拜禮）。尤其是大明第一政治“牛人”張居正當政期間，大明“一等一”武將譚綸、戚繼光、李成梁都要向這位文臣首輔行禮，一口一口自稱“門下”或“小的”，這大大長了文臣們的“威風”，煞了武將們的“銳氣”。

但自崇禎初年，在“滿清及下崗農民”這兩股反政府武裝的內外壓力下，形勢發生了逆轉，抵禦外敵和鎮壓內亂都需要武將兵哥們領兵在前方打打殺殺。老祖宗朱元璋一手創立的“衛所制”早已名存實亡、運轉不靈，只能採用“募兵制”來應急。

“募兵制”下，大兵的招收、訓練、作戰、工資、甚至小命，都掌握在統兵的武將手中，間接領導文臣們就插不上手了。

這樣，大明末年就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武將集團，武將們的出頭之日終於來到了，文臣們發現自己的指揮棒不靈了。

但在崇禎同志的執政期間，這個問題還不是十分突出，因為中央政府還沒有破產，法律的威懾力仍在，藉助這一威懾力，有能力、有手腕的文臣們，如袁崇煥、洪承疇、楊嗣昌，他們在督師期間，武將兵哥們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聽話的。

然而，隨著三月十八日大明中央政府完蛋後，大明丟失的不僅是一半的國土，還有法律那至高無尚的鹹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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