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雷約茲派兩艘戰船在馬尼拉附近水域截擊中國商船，擄獲三艘，抓獲船上水手八百人；5月11日，在澎湖海域再攔截一艘中國商船，抓獲二百名中國人。這兩次搶劫四艘商船上的貨物共計八萬七千五百荷蘭盾（一種金幣）。這些被抓走的中國人，命運極為悲慘，後來南京湖廣道御史遊鳳翔在奏章中稱：“擒我洋船六百餘人，日給米，督令搬石，砌築禮拜寺於城中。”其實遊鳳翔對荷蘭人抓獲中國人的數量估計還是略有不足。據《東印度事務報告》的資料，被抓往澎湖服苦役的中國人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一半人在勞役過程被折磨致死，剩下五百七十一人送到巴達維亞販賣。這些失去自由的中國人在骯髒惡臭的海船上生活環境極為惡劣，有四百七十三人死於途中，抵達巴達維亞時只剩下九十八人。而剩下的九十八人又繼續被摧殘，荷蘭人提供不潔淨的水，致使其中又有六十五人中毒喪命，最後活下來的僅有三十三人，僅佔被俘人數的百分之三。這種死亡率，比二戰時期日本在東南亞製造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軍”還高。著名歷史學家連橫在《臺灣通史》中也說“役死者千三百人”，這大抵是準確的。

荷蘭人的強盜行徑讓商周祚顏面全無，他懊惱地寫道：“紅夷久據彭湖，臣行南路副總兵張嘉策節次禁諭，所約拆城徙舟及不許動內地一草一木者，今皆背之。犬羊之性，不可以常理測。”他想在代理福建巡撫的最後日子裡，發動對荷蘭人的進攻，以挽回面子。可是更尷尬的事情是，想出兵卻沒錢，“但師行糧從，無餉則無兵。”原因是新造兵船、大銃以及募兵，把錢都花光了。這是典型的臨時抱佛腳，要打仗了才想起來要造船制炮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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