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社會面臨著“未富先老”、“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富豪在此時選擇移民海外過安定生活，不僅體現了企業家精神的缺位，更反映出他們缺少對國家和民族的擔當。

這兩種批判的聲音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換一個角度看，富豪移民意味著商人和政府關係的悄然轉變，或許可以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一個契機。

關於透過資產流動或移民來推動改革的思路可以在西方社會科學中找到廣泛的理論支援。美國政治學家卡萊斯·鮑什(Carles Boix)在《民主與再分配》一書中提出，資產流動是推動政治改革，促進民主擴大化的前提條件之一。當所有公民都擁有投票權，社會支援的稅率（即中間選民所支援的方案）要高於在只有少部分人能影響政策的精英政治下的稅率。富人厭惡高稅收和收入再分配，故而反對民主擴大化。而資產流動性一方面允許富人把他們的財富轉移到國外，從而減少了稅收改革對他們自身財富的削減。另一方面，代表廣大民意的政府因為知道富人有能力轉移財富，故而願意適當減少再分配力度，以防止財富過度流失。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漸進的稅收改革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實現。

而行為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則探討了“離開”這一選擇對個體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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