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這樣說，事還是要辦。這年5月，清廷委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臺和談，老沈一向有辦事幹練之名，到了臺灣，他也確實擺出了一副中央特派員的範兒，該動員反抗就動員，該向日本交涉就交涉，同時還對臺灣的行政工作進行了整頓管理和績效考核，除此之外，老沈就只有一個工作，專心致志看中央這回到底能出多少錢。

財大氣粗的清廷果然“不負眾望”，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口價答應賠償日本白銀五十萬兩，草草了事。日本小拇指還沒動就嚐到了甜頭，再打也不好意思，只好暫時作罷。

剛送走日本，隨後法國又來湊熱鬧，兩撥強盜先後造訪，清廷注意到了臺灣的重要性。

1885年，清政府設立臺灣省，劉銘傳任首任臺撫。

其實，清廷雖腐敗，朝中還是有人才的。在杜丹社事件發生後日本侵略臺灣的前一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就已經慧眼獨具地預言，“不數年東洋兵釁必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傾國之力購造數號鐵甲船，技癢欲試。即使日本能受羈縻，而二三年內不南犯臺灣，必將北圖高麗。我若不亟謀自強，將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屬應接不暇。雖兵釁不可輕開，而橫逆殊難啞受。惟有設法籌款項。速購鐵艦、水雷，以及一切有用軍火，並預籌駛船之將、用器之人。詩云：未雨綢繆，何況既陰既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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