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3-19 09:39:31

明初卷·第三章 權閹出場：“國老”王振

一 “三楊”的失敗（2）

上回介紹了內閣“三楊”之來歷，講到三楊所代表的閣權剛剛出頭，就碰上了大對頭司禮監——

話說此時司禮監所掌之事主要有二，一是對內官及內府事務的監察，在這一點上，司禮監很像外朝的都察院；二是掌管御前文字，什麼御札、文冊、本章等，都由司禮監收存。顯然，司禮監在二十四監中，地位非常突出，權柄不可謂不重，尤其是它的第二項職能，很像皇帝在內的“秘書局”，日接清光，屬於近侍內臣。可以說，在仁、宣之前，司禮監的地位雖然尚不及內官監，但它在“宦權”的格局中獨樹一幟。

在仁宗與宣宗時，內閣與司禮監的地位都有了明顯的增長。

它們並駕齊驅，轟轟向前，來源於一個雙軌制的行政執行機制，即“（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制度形成。

首先說票擬，是指內外本章奏進後，先由輔臣擬票，即用墨書在紙票上擬出處理意見，如此本當下某部議，則書“下某部議”，或當如何處分，則徑書當如何處分，等等，其實就是為“聖鑑”提供決策參考（當然不會寫：僅供參考，而是直接用皇帝的口氣說話，直稱“朕”將如何）。

閣票擬好後，附於本章之內，由司禮監文書房進呈，那麼進入“批紅”的最後環節。

所謂“批紅”，是用硃筆（不同於閣票的墨書）批出最後的處理意見。人們常常有一個誤解，以為批紅定然是皇帝的手筆，如宦官運筆，則為僭越。其實，批紅用紅，代表了它的權威，表明它是最後的決定，彷彿殺頭用紅筆勾名，是不可更改的了。皇帝批閱本章，在題奏本章上親筆做出批示，絕對是有的，但多數本章，不由皇帝親筆，而是由臣下代勞。

過去在皇帝於公朝理政時，各衙門官員輪番在御前進奏，皇帝當面做出是與否的決定，該部官員隨即將聖諭記錄下來（六科官員同時筆錄，留有備份，以防官員搗鬼），出宮之後，即便施行。在朱元璋、朱棣時期，許多本章都是這麼處理的。自設立內閣，皇帝有了得力的幫手（閣臣彷彿天子的師爺），就可以減少許多繁瑣的文牘事務。

但朱元璋父子都是專制君主，不容許外人幹染他的大權。到仁宗這裡，雖然仍為獨斷，經常從宮內出御批、手詔，徑直傳旨，但仁宗對身邊近臣的倚靠就明顯加強了。當時一些重要的輔臣（不單是閣臣），如戶部尚書夏原吉，就時不時領到一份本章，請他看怎麼處理，回去先擬個辦法，這就是“擬票”的雛形。夏尚書認為這是皇帝非常之信任，所以非常盡心，回到家裡，伏案亟思，反覆思忖，字字斟酌，此情此景都被他兒子看在眼裡，後來寫入他的傳記中。

仁宗祚短，只幹了一年就駕鶴西去了。其子宣宗是個遊戲皇帝，雖然愛舞文弄墨，卻不喜做案牘文書的奴隸，他就把這份枯燥而繁重的差事，更多的託付（或稱“推”也不為過）給內閣輔臣。從此“票擬”正式成為內閣的職掌，於是閣權為之一振。

而同時，從永樂晚年開始，皇帝再很少在公朝之上做出決策，一切公務都轉為靠文書推動，“批紅”也不再由外朝官員染指，而落入司禮監太監的手裡。

日期：2014-03-20 09:54:40

明初卷·第三章 權閹出場：“國老”王振

一 “三楊”的失敗（3）

上回講到，英宗朱祁鎮即位，是明朝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轉折——

一個尚未脫懵懂的小皇帝即位，既給臣子們製造了疑難，也給了他們以機遇。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必須瞭解明朝初期行政的機制及其特點。在明代初期，主要依靠“公朝理政”。明代的早朝制度，是朱元璋在借鑑唐宋朝會制度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的性格特點加以創制而產生的。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皇帝必須每天天不亮上朝，在奉天門上高坐，等候各衙門大臣輪番進奏，皇帝當著全體朝臣，逐一處分。顯然，這樣的朝會制度，做到了朝政與眾共之，“奸臣”難以欺瞞，而皇帝在這萬人之地親斷國政，確保了權力集中在他一人手裡。正是朱元璋的勃勃野心和對朝臣的極端不信任，才推動他創設了這樣的朝會制度。

然而，這一制度無論對皇帝的體力、精力，還是處理政事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從政經驗和社會閱歷，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且莫說讓皇帝每天都在四更天，天還未亮，就要從熱乎乎的被窩裡拔起來，點蠟坐朝，有多麼辛苦，群臣從京城四面八方往紫禁城裡趕，更是辛勞百倍；江南雖然氣候溫和，但梅雨期來了，大雨也是一瓢一瓢地兜頭澆，又時不時旋起一陣陣陰風，撩得人心寒腿顫，設若再天上炒豆子，急落下一鍋冰雹，朝臣非一半陣亡，一半入院不可。

而老朱凡事一廂情願，就閉門造車，搞了這麼個東西出來。他仗著體力強健，精力充沛，腦袋裡花兒活又多，每天都能想出新轍來玩，是以堅持了許多年。但到晚年，他的敵人一簇簇的被消滅，老年的他也懶得上朝了，經常就在西宮，或寢宮走廊裡召見臣下，不常出來見人了。

他孫子建文帝初也覺得坐朝沒啥滋味，即位之初，上朝不是很勤，結果被一個新進儒臣做張做勢地批評了一通，他為了表示善於納諫，從此就不再懶朝了。

朱棣奪位後，經常坐在朝上下屠人絕戶的命令，永樂七年北巡，他帶領一部分親近臣子來到北京，北方的天氣較南方嚴酷，冬天凍得鼻涕都結冰碴子，夏天一輪紅日升起，照樣能把人烤得焦糊。在北方上朝，就比南方更為艱難，這是朱元璋沒考慮過的。

於是朱棣從權，很少再行早朝，讓大官小官們一起來湊人數，而是在右順門接見需要見面的朝臣，小範圍內商議政事。到永樂中晚期，朱棣與其子朱高熾的關係和諧穩定下來，他開始更多的把政務交給監國的皇太子，自己窩在宮裡煉丹御女，不常出來了。

而皇帝一旦不常出朝，但他的政令卻不可一時不行於世，於是就造成這樣一種情勢：只有少部分近臣（如閣臣）、重臣才能見到皇帝，但他們見皇帝也只是比一般朝臣稍多一些而已，經常圍在皇帝身邊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宦官，二是佞幸（對永樂來說，就是那些術士們，最出名的便是袁珙、袁忠徹父子，事見《明宮鬧鬼》）；而宦官中，除了服侍他生活的近侍，就主要是包括司禮監太監在內的太監大佬了。

過去人們對明史有個極大的誤解，以為明朝皇帝從憲宗開始不接朝臣，導致宦官干政。其實不然，朱元璋制定的朝會制度有著天然的缺陷，他雖然規定皇帝必須每天上朝，但他自己都無法做到，到永樂時期，早朝幾乎停廢，仁宗登基後也經常免朝；宣宗則較為勤朝，但有意思的是，從宣宗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朝臣懶朝、逃朝的現象，平常都是幾百人，有一次竟然達到上千人。這讓宣宗大為不平：“老子天天擱這兒坐著，你們倒溜了！”於是令科道官點名，對無故不來上朝的，按其缺勤次數，給予不等的處罰。

可見，明代的朝會，尤其是早朝，實在乏味得很，對於君臣都是個負擔。不上早朝，說明不了太大的問題。

但問題是，朱元璋把早朝整得那麼隆重，每天幾千人戳那兒站著，就像舉行大型賽會表演，而禮體又甚嚴，百官光見個人影兒，只顧拜了，話兒自然是搭不上的。朱元璋偏重早朝，卻沒有建立合理的天子召見重臣的日常機制，早朝一散，皇帝退回宮裡，就不再出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早朝再一廢，百官要想面君，就真比登蜀道還難了。

所以說，明代君臣隔絕之弊，不是憲宗朝才出現的，自打太祖晚年就已漸露端倪，但永樂、仁宣時期，這一現象還不太凸顯，引人注意，因為這三代人都是成年之君，他們在接位前都有較長時間的從政訓練，與朝臣建立起各種關係。然而，當英宗沖年即位時，還是個稚嫩的孩子，問題就突然變得突出起來，以至於政事都無法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