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顯示，雖然永樂朝宦官肆意威福的情況比較嚴重，但他們懾於永樂皇帝的威嚴，縱然放肆，還有所顧忌。而永樂帝朱棣對放手任用的宦官，控馭亦較嚴，像黃儼這樣的心腹宦官，也不是完全偏聽偏信。好比黃儼與少監海壽一起來使，都得到朝鮮的重賄，而黃儼對海壽頗為防忌，每當另有“諷取”時，總不忘提醒：“慎勿令海壽所知。”海壽卻是瞪大眼孔，黃儼索賄之事都沒逃過他的眼睛，回國後即報告了皇帝，並得到皇帝密旨，讓他提醒朝鮮國王：黃儼索賄的事已為陛下所知，切勿再有行賄之舉。顯然兩位使臣之間有相互監視的任務，朱棣對太監們在朝鮮的作為，並不是昧然無知的。但是到了宣德朝，公子哥出身的宣宗，對宦官的控制力明顯下降，這使得他們胡作非為起來，更加放肆無忌了。

日期：2013-12-21 19: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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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稱朕 百拜！

日期：2013-12-22 00:28:33

第一章 明代第一個“大太監”黃儼

八 乘隙投石（1）

自呂氏之案後，永樂帝朱棣消停了幾年，再未對朝鮮招搖他的雄性激素。這幾年，正是永樂朝廷的多事之秋，國家內憂外患日亟，而朝廷內部圍繞“國本”（即儲君之位），黨爭激烈。雖然朱棣在北巡期間，總是委託皇太子朱高熾在南京監國，代為處理日常朝政，但朱棣並不喜歡這個身體肥胖、反應遲鈍的長子；太子又稱東朝、東駕，隨著朱高熾在帝位繼承人的寶座上越坐越久，東宮漸漸成為朝政的另一箇中心，作為一個權力慾極為強烈的專制君主，朱棣對圍聚著東宮而形成的新興政治勢力懷著天然的疑懼。為此，皇太子經常為一些小事得罪，受到嚴厲的處罰。這是皇帝（朝廷）與太子（東朝）的矛盾，也是當時的主要矛盾。

由於皇帝與儲君的關係存在裂痕，使得皇太子之弟漢王朱高煦始終對儲位懷有非分之想，為此他從不停歇地攻擊東宮，試圖推倒兄長，重砌屬於他的王朝未來。這是當朝政治的次要矛盾，它從屬於皇帝與東宮這一對主要矛盾。

而皇太子被聚焦於這兩大矛盾的中心，他一方面不斷遭到父皇的無情打擊和壓制，一方面又迎受著漢王黨的持續圍攻，長時間內其地位危如累卵，始終處於風雨飄搖之勢。

這是永樂十五年前永樂朝政治的基本格局。（詳見《明宮鬧鬼》之《三雄爭嗣》）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朱棣依靠他強大的專制權力，不顧群臣的強烈反對，硬行透過決策，決定營建北京。

朝臣的反對是有理由的：北邊形勢並不那麼嚴峻，蒙古已分裂為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對明朝邊塞的威脅大為削弱。自永樂七年以來，皇帝頻頻發動對漠北的戰爭，又下西洋、通西番，已經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國力虛弱，民生疲敝，正望休息。若在此時又大興土木，建設新都，必然加劇百姓的痛苦，很可能使國內出現新的動盪。而此時最大的邊境危機，不在北而在南：被納入疆土不到十年的交阯行省（原安南國），開始發生嚴重的動亂。朱棣被迫在離京前，派豐城侯李彬率重兵鎮守交阯，對騷亂的全境進行武力彈壓。可是皇帝如能坐鎮南京，更有利於調動南方諸省兵力，處理棘手的交阯危機。

但朱棣對所有的不同意見採取了置之不理的強硬態度。

其實，對於父皇一人推動的遷都計劃，皇太子朱高熾一點都不認同，但由於其地位太過敏感，他又沒能獲得父皇的全副信任與託付，所以他接受東宮輔臣的建議，違心地對營建北京表示了附議與贊同。

永樂十五年二月，大規模的營建工程在北京啟動，隨即朱棣再度北巡，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北巡，他從此再沒有回過南京，帝都南京已註定成為一座“廢都”。

朱棣在出發前，做出一些必要的政治安排，首先將不安分的十九弟谷王朱橞廢為庶人，之前他已廢掉七弟齊王朱榑，這兩位王子被削爵監禁後，宗室中再無人有能力對燕王這一系攘奪來的皇位發起挑戰了。朱棣還在起駕之時，公開宣佈漢王朱高煦的罪行，將他改封于山東樂安州。這等於向群臣表明，覬覦皇位、野心勃勃的二皇子高煦已經失寵，在政治上一敗塗地了。

跟前幾次一樣，皇太子朱高熾在父皇離京後，再次受命在南京監國，但與過去不同的是，父皇在啟行之前拔掉了他在政治上的勁敵，他的地位從未如此的穩固過。

擁戴皇太子的群臣（主要是文臣）大大鬆了一口氣。他們希望從此之後，詭譎多變的朝政也能得到穩定，他們更希望在政治上得到皇帝信任的皇太子能夠在時局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但與朝官的感受完全不同，司禮監太監黃儼對日益明朗的朝政發展方向感到深深的憂懼和不安。他知道，他是皇太子深惡痛絕的人物，將來太子一旦即位，他的命運如何，或者乾脆說，他的下場如何，將不敢想象。

他的寶投錯了，這是一個賭徒從輪盤開始旋轉之時就已經註定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