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式上看，高瓦西里高矮也是個文人，看過了這番火爆的“被娛樂”場景，他不知道外國是不是也搞什麼文化***、要革誰的命，更不知道外國有搞“吉尼斯紀錄”這回事，但那幾個所謂賭徒的遭遇，卻讓他心裡涼森森的，自問要是身在其中，挺不住幾個回合，也許就成了《紅巖》中的甫志高，或《紅燈記》中的王連舉，那都是十足的叛徒形象，像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我們的高作家真的有點難過，就把張大帥拉出牛棚，勸告他應該適可而止，畢竟都是本鄉本土的人嘛，抬頭不見低頭見，莫要整的太過火啦。

張大帥瞪了他一眼，就定了這次談話的調子：“高作家，你這純粹是婦人之仁。你最好認真挖掘一下這次階級鬥爭的深層次內容，這個牛棚是你的福地，要爭取弄出新材料，再上新臺階嘛！對大家都是機會噻。”

當然他強調的是“大家”，這是給“大家”面子；主要還是他自己有“機會”，也許高作家也能有點啥機會；但自己肯定沒得鳥機會，徐乖法一聽就懂得起。

見高作家的“鄉情牌”一出馬就受阻，畢竟是“吃人嘴軟、拿人手軟”，徐乖法心裡也覺得虧欠狗皮匠的人情，人家出了那麼多的“血”，他的親爹卻在這裡享受著“土洋結合”的活罪，不搭救一下，還真說不過去。

徐乖法作為人民教師，其實本質上大小也是個文人，於是善於宣傳鼓動的他，打起了“悲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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