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內外又引起一場不小的震動。

社會上開始廣泛流傳“三不可”之說，即“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

數日之後，彗星消失了。

宋徽宗對趙挺之和劉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滿意，對罷免蔡京之舉有些後悔。他的心事被鄭貴妃發現（就是後來的鄭皇后）。鄭貴妃將這一資訊透露給了父親鄭紳。鄭紳又透露給了翰林學士鄭居中。鄭居中自稱是鄭貴妃的從兄弟，經常來鄭紳家拜訪。

鄭居中感覺這是一個表現自己政見的好機會，他立即進宮，對宋徽宗說：“陛下建學校，興禮樂，置居養院、安濟院，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廢除呢？怎能說這是逆天之舉呢？”

宋徽宗深以為然。

禮部侍郎劉正夫也進宮向宋徽宗進言，與鄭居中說法相同。

客觀地講，蔡京主導的崇寧變法的確讓北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一、政治上，舊黨勢力已得到清除，結束了蔓延幾十年的黨爭之禍，為社會經濟發展打下了政治基礎。

二、經濟上，重視農桑，鼓勵開荒，尤其是調節了茶、鹽、錢法等經濟政策，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

三、軍事上，出兵十萬徵西，收復青唐失地，鞏固邊防，提升了皇帝與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國際地位。

四、教育上，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學校教育網路，以學校教育取代舊的科舉制度，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創舉，史稱“崇寧興學”。

五、民生上，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建立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民生保障機構。居養院用於救助鰥寡孤獨者，安濟坊用於救濟有病而無錢治療者，漏澤園則是政府劃出地皮安葬那些無力舉喪的窮人。這不是慈善事業，這是惠及全民的一項民生工程，這在中國歷史上很有獨創性。

有人說崇寧變法，“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為份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有人說，“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國，蔡京之法惠奸。”還有人說，蔡京是透過變法“聚斂錢財”，將原有的變法精神完全改變。

時代不同了，變法當然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和實際情況而進行，哪能完全照搬呢？

蔡京的崇寧變法與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既一脈相承，又有所調整與深化，這是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從實際效果來看，崇寧變法取得的成就要比熙寧變法大很多。

朱熹在他的《朱子語類》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1094年（紹聖元年），章惇被宋哲宗調入京城擔任宰相，在他進京上任途中，蔡京去拜訪他，拿出一份建議書給他，建議實施學校教育和設定安濟院。章惇看後還給蔡京，說：“這些事留給你自己以後做吧。”

這個故事說明，蔡京早就開始關注民生之政了。

日期：2014-10-05 10:10:32

蔡京第一次罷相僅僅十個月。

1107年（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復拜左僕射，第二次出任宰相。這年年底拜太尉，第二年正月拜太師。

蔡京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大，政治地位更加穩固。

他意識到崇寧年間在打擊元祐黨以及政敵方面有些擴大化，於是陸續進行了一些甄別與平反。

他接受以前的教訓，實行寬柔之策，奏請宋徽宗大赦天下。

他召集百官議政，朝廷中政治鬥爭的嚴峻氣氛有所緩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可是，蔡京與宦官童貫的矛盾卻在暗中逐漸加深。

蔡京與童貫本來關係很密切。崇寧初年，童貫從杭州回京擔任內客省使，蔡京推薦他去西北前線擔任監軍，與王厚一同開邊，從此他逐步發達起來。

在對待童貫問題上，蔡京與弟弟蔡卞產生嚴重分歧。

早在崇寧四年，蔡卞就反對任命童貫為軍事統帥，他在宋徽宗面前神情很嚴肅地說;“內臣為帥，非盛世事。貫聞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體可惜。”

蔡卞從宋徽宗那裡出來後，遭到蔡京與執政吳居厚、張康國、鄧洵武等人“群噪之”。

蔡卞感到很孤立，遂請求離開朝廷，外放知河南府。

那個時候，童貫羽翼還沒豐，翅膀還沒硬。

後來童貫身價倍增，他掌控著西北軍政大權，侍功驕橫，對西北軍政將領官吏的選拔，完全撇開朝廷，繞過蔡京，直接奏明宋徽宗。

這既傷害了蔡京的自尊，也破壞了朝廷的制度，引起蔡京極大的不滿，兩人關係開始出現裂痕。

1109年（大觀三年）五月，宋徽宗念及童貫在西北開邊戰功顯赫，下詔授予童貫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是一個顯示皇恩和崇高社會地位的榮譽官銜。

對這個詔命，蔡京堅決反對並且拒不執行，他忿忿而言：“童貫是一個宦官，讓他擔任節度使都有些過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強硬態度，讓宋徽宗感到很惱怒。

皇權又一次遭到挑戰。

童貫聽說此事後也非常生氣，他暗中秘密聯絡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張克公等大臣，上朝彈劾蔡京。他又鼓動郭天信進宮對宋徽宗說：“太陽中出現了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則不詳。”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職，宋徽宗任端王時，他曾預言過“王當有天下”，因此，宋徽宗對他的話比較信服。

宋徽宗又產生了罷相之意。

蔡京屢次進宮求見，均被宋徽宗拒之門外。

1109年6月，蔡京上表請求辭去相位。

宋徽宗同意，讓蔡京再次擔任閒職中太乙宮使。十一月，進升蔡京為楚國公，令其致仕，仍提舉編修《哲宗實錄》，每月初一、十五上朝。

這是蔡京的第二次罷相。

蔡京這兩次罷相雖然背景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因為出現了“天變”。古人認為，出現天變，就意味著朝政有缺失，作為總領朝政的宰相理應承擔責任，要麼直接罷免，要麼引咎辭職。

其實，這只是朝廷政治鬥爭的一個藉口而已。

蔡京兩次被罷相，本質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權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權。

自宋神宗以來，北宋政壇已經形成了一切權利都屬於皇帝的局面。蔡京竟公然挑戰這個局面，宋徽宗豈能容忍？

年輕的宋徽宗其實政治頭腦很精明，很善於運用政治手腕，他要牢牢掌控最終決策權，他想將大臣玩弄於股掌之中。因此，明朝王夫之說，蔡京根本不是什麼權臣，他只不過是一個弄臣而已。

其實，蔡京既不是權臣也不是弄臣。他既沒有挾持皇權獨攬朝綱之念，更沒有專心追求皇帝寵幸和狎玩之意，

他所追尋的是這樣一個理想局面，即相權與皇權共治天下。這是封建時代儒家知識分子的一貫夢想與追求。

可宋徽宗不這樣想。他認為，相權是為皇權服務的，相權不能對抗皇權。所以，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幹為自己服務，又要適時打擊一下蔡京的氣焰，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打擊蔡京，實質是打擊他所掌控的相權，目的是給滿朝文武顯示一下皇權至高無上的權威。皇帝可以給你高官厚祿，也可以讓你什麼都不是，甚至身敗名裂傾家蕩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