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並沒有固定的流程,時間上也因規模的大小而長短不一。按照中朝的慣例,短則月餘,長則半年之久。而且議題方面也並不只侷限於人物的臧否和施政的討論,有時候朝廷會擬定一些議題拿出來公論,但更多的還是私人擬題。
與會者參與哪一個議題的討論,也都是自由。所以一般人望高者丟擲的議題參與者便多,而沒有名望的人,即便是能夠參與進來提出議題,往往也都乏人關注。
相對於一般的集會和清談,清議的政治性要更強烈一些。除了司徒總領大綱以外,皇帝往往也會派侍中、散騎之類的近侍官參與進來,並且總結一些清議所達成的共識,整理備存,用作未來施政的綱領指導。
所以說,清議就是一個大型的功利集會,得勢者用來鞏固自己的利益所得,同時也有大量後進想要在這過程中發出高論,以期一鳴驚人。譬如中朝時期的樂廣,還有原本歷史上的謝尚,都是在類似的場合有所高見,才能將原本的玄名轉化為政治資本和才能,得到進一步的重用。
大概是因為沉寂良久不得發聲,這一次清議開始未久,很快便爆出了一個震驚朝野的大議題。那就是關於尚書令溫嶠,究竟夠不夠資格擔任臺閣長官。
溫嶠的名望和舊勳自然不必多說,在當下能與其比肩者可謂少之又少,其人能夠擔任尚書令,可以說是臺內眾望所歸。如果溫嶠都不能做尚書令,那麼時局中實在找不出幾個能夠取代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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