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期作東海郡守，世亂，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問：“何處來？”雲：“自師家受業還，不覺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撻書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釋之，並令吏護送其歸家。

再好的設想，執行力才是關鍵。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貫的風格。當基本的章程規劃下來之後，便開始組織人力挑選素材，開始編寫，每成一篇，便在樓內傳閱起來。

王承作為中興第一名士，被傳頌下來的事蹟很多，編寫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實殷浩說的話是對的，但凡理論，怎麼可能沒有立場、不置臧否。如果沒有立場，混淆了是非，話說再多都是廢話。譬如剛剛書成的這一篇，便符合時下主流的價值觀，法可權變，令從簡約，面對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義釋書生是對的，法令對不對？鞭撻書生不是致治之本，那麼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麼？

沈哲子接過這一篇略作思忖之後，將王承的話作出了些許修改：書生奉師從禮，漏夜私行違禁。禮令相沖，孰為輕重？吾從於禮。

這種事情發生已經在多年之前，到底當時王承說了什麼，哪怕是他的兒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這麼一修改，王承的話已經不再是什麼荒誕不經的致治之本之類，而是提出了一個問題，當禮法出現衝突時，孰輕孰重？更該依從於哪一個？王承選擇了從禮而行，至於閱者那就各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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