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語出《莊子》，教人淡泊明志，不必汲汲於名利。

沈哲子所對“當仁不讓”，卻是《論語》之篇，有著濃濃的儒家入世、勇於擔當情懷。

這兩種思想，各有精髓深意，但若碰撞在一起，便已是意識形態的鬥爭了。這也是時下士人心中之情感糾結所在，既有飄然出塵、遺世獨立的情懷，又有負擔家業、國祚危亡的責任，矛盾且焦灼，傷感放誕，難取兩全，這就是魏晉時人的精神面貌。

沈哲子用心險惡之處在於，原本大而廣之的“公器”之論，具體言之，便直接鎖定囊括時下各個階層。田畝以對鄉豪，山水以對隱者，詩樂以對高門，仁義以對儒士，無論虞潭從哪一處予以反駁，都將承受非難，為人所鄙。

經義豈能盡言，但一旦落入具體的處境中，便各有立場，各失偏頗。沈哲子這一巴掌，足以扇得虞潭難以置喙，口不能言！

場中各家多為勇武之家，鄉土豪強，對於沈哲子針對虞潭挖的言語陷阱感觸還不深。但其中一句“田畝所出，衣食根本，患田少不足養親”卻深有慼慼，此語針對虞潭“公器”之題，他們難免有所聯想，虞潭鄉議此題，究竟是何居心？

大凡世事，最怕聯想。一旦心裡滋生出這個念頭，眾人再望向虞潭時，神色便大不相同。前幾年朝廷土斷，各家人丁土地受損良多，沈充怒而興兵，於此干係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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