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什麼當泰國泰銖面臨攻擊的時候，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都紛紛伸出援手的原因。

此時的弗拉加站在曼谷的街頭，望著四周忙忙碌碌的人群，心中卻生出不忍的情緒。他和華爾街那些唯利是圖的金融家們不同，在他身上的學者氣息更為濃重，也更悲天憫人一點。

事實上，在量子基金內部，對於攻擊泰銖也有不小的反對聲。說來也是奇怪，出現這種反對聲音的根源竟然出自索羅斯自身。

出生於匈牙利的猶太人索羅斯幸運地躲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猶太人的屠殺，去了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然後到美國發展，最終創立了鼎鼎大名的量子基金。

和在金融市場的如雷貫耳般的大名相比起來，索羅斯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思想領域的建樹，他曾經在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基金，幫助這些國家走向文明的現代化。甚至曾經在華夏的燕京也有過這麼一個基金會，但在87年左右就被迫關閉了。

影響索羅斯思想的則是一名英國的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他著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而索羅斯的很多行為都是深深受到這本書的影響，自然而然，在量子基金內部，這種思想也影響了不少人。

早在92年，德魯肯米勒攻擊英鎊的時候就賣出過總共價值100億美元的英鎊，總共建立了大約150億美元的頭寸。而現在，量子基金在泰銖上建立的頭寸也不過20億美元，這和當初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小兒科，這除了他們對新興市場的興趣有限之外，也是因為在內部對於攻擊泰銖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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