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蜀漢名臣入晉之後的基本概況。雖然據《華陽國志》記載，晉代的梁、益二州人士有五十一人被選拔為官，且大多數是在晉武帝時出仕。但從官位上看，絕大多數蜀漢降臣仕途不暢，即使少數人被授予方面之任，也很難進入司馬氏政權的核心政治圈。並且司馬氏為了加強對蜀地的控制，強制對蜀漢大臣後代及豪強大族大規模北遷，魏元帝曹奐甚至宣稱“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可以說蜀漢政權的上層建築在此時受到了毀滅性打擊。這種做法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據《晉書�6�1華譚傳》記載，“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如果我們將這一情況和吳國滅亡後司馬氏的政策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司馬氏對吳國寬鬆得多：“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方北辰先生將這一政策概括為“經濟上不觸動，政治上不使用”，“經濟上不觸動，集中表現在容許江東世家大族繼續留居在故地而不北遷，以免他們作殊死的抵抗”。司馬家族對吳、漢兩國採用不同歸化政策，不是因為對吳國更為放心，而是因為兩國的政權組織形式不同。蜀漢立國以來，採用嚴厲打擊豪強的政策，不僅鑄造太平百錢破壞豪強大族的財力，且靈活運用抽調兵役、遷徙宗族等方式來弱化豪強的影響，因此陳寅恪先生認為，蜀漢和曹魏一樣屬於寒族政權，且都實行法術之治，因此“蜀漢境內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故此內徙得以順利進行。而吳國世襲領兵制度根深蒂固，高門大族在朝廷內有很強的話語權，如果貿然將他們全都內徙，很可能會造成動盪。司馬氏政權採用區別對待的政策，有利於統一程序的加速完成，且在實際應用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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