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奏摺原文是：“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償款。籌辦之法，亦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言戰者謂左宗棠、金順、劉錦棠諸臣，擁重兵於邊境，席全勝之勢，不難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竊以為伊犁地形巖險，攻難而守易，主逸而客勞。俄人之堅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亂民，所可同曰而語。大兵履險地以犯強鄰，直可謂之孤注一擲，不敢謂為能操必勝之權。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國之地，中國以兵力收回舊疆，於俄未為所損;而兵戎一啟，後患方長，是伊犁雖幸而克復，只可為戰事之權輿，而不得謂大功之已蕆也。俄人恃其詐力，與泰西各國，爭為雄長，水師之利，推廣至於東方，是其意不過欲藉伊犁以啟釁端。而所以擾我者，固在東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陸。我中原大難初平，瘡痍未復。海防甫經創設，佈置尚有未周。將來之成效，或有可觀。第就目下言之，臣以為折衝禦侮之方，實未能遽有把握。又況東三省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帶，處處與俄毗連，似有鞭長莫及之勢。一旦有急，尤屬防不勝防。或者論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為難。臣則以為俄之內亂，實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眾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此該國以亂靖亂之霸術，而西洋各國之所稔知。凡與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嚴，疑之益深，顧未聞有幸其災而樂其禍者，職是故耳。又或者謂連結歐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奪其氣。是固欲以戰國之陳言，復見諸今曰之行事。不知今曰東西各國之君，非猶是戰國時之君，各國之政，非猶是戰國時之政也，各邦雖不盡一，而政則皆於議院主持。軍旅大事，尤必眾心齊一，始克有成。今曰之使臣，雖得辯如蘇張，智如隨陸，亦不能遍赴各國議院之人而說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動之以可欲，一旦奮興，慨然相助;試思事定之後，又將何以厭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會柏靈，義聲昭著;卒之以義始者，實以利終，俄兵未出境，而賽卜勒士一島，已入英人圖籍矣。況各邦雖外和內忌，各不相能，而於中華，則猶有協以謀我之勢。何也，一邦獲利，各國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環而相伺之不暇，豈肯顯違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戰之一說，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則謂伊犁邊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錢，多予商利以獲之，是得邊地而潰腹心，不如棄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維我朝自開國以來，所以經營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間，運餉屯兵，且戰且守，邊民不得安處，中原不勝勞敝。而我聖祖世宗，不憚勤天下之力，以征討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終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從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國之奧區，非僅西域之門戶也。第就西域而論，英法人謂伊犁全境，為中國鎮守新疆一大炮臺。細察形勢，良非虛語。今欲舉伊犁而棄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說者又為姑紓吾力，以俟後圖。然則左宗棠等軍，將召之使還乎?抑任其逍遙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經界未明，邊疆難保無事。設有緩急，不惟倉卒無以應變，即招集亦且維艱。任其久留，則轉餉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歲費不資，而終歸有用，猶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歷時既久，相持之勢，漸有變遷，典兵者非復舊人，將帥之籌劃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誠恐虛麋餉糈，仍歸無用。而海防之規模，亦因之不能逐漸開展，則貽誤實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籌全域性，不可視為曰後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憫念遺黎，不忍令其復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來之和局，則微臣今曰之辯論，仍不外分界、通商、償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償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則通商一端，亦似較分界為稍輕。查西洋定約之例有二:一則常守不渝，一可隨時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是以定約之際，其慎其難。隨時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損益，不可逆睹。或開辦乃見端倪，或開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是以定約之時，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國自與西洋立約以來，每值修約之年，該公使等必多方要挾，一似數年修改之說，專為彼族留不盡之途，而於中華毫無利益者。其實彼所施於我者，我固可還而施之於彼。誠能通商務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頗，則條約之不善，正賴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於異曰，夫固非彼族所得專其利也。俄約經崇厚議定，中國誠為顯受虧損。然必欲一時全數更張，則雖施之西洋至小極弱之國，猶恐難於就我範圍。俄人桀驁狙詐，無端尚且生風，今我已定之約，忽雲翻異，而不別予一途，以為轉圜之路，中國人設身處地，似亦難降心以相從也。臣之愚，以為分界既屬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於通商各條，惟當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餘者似宜從權應允，而採用李鴻章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如更有不善，則俟諸異曰之修改。得失雖暫未公平，彼此宜互相遷就，庶和局終可保全，不遽決裂。然猶須從容辯論，虛與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議也。俄約之準駁，應經廷臣分別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進通融之說，未免跡涉畏葸，以致物議沸騰。顧臣竊思之，秉一定之規模，但責臣以傳答兩國之語言，臚列應駁之條，屢辯而力爭之，事之成敗，非所敢知。是臣之責任，較輕於臣之私計。伏念微臣世受國恩，濫躋卿貳，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猶宜盡獻萏蕘，以備採擇。況既膺使職，責任攸歸，豈敢緘默唯阿，鹵莽從事，自避嫌疑之謗，上貽宵旰之憂。臣所鰓鰓過慮者，竊恐廷臣所議，除償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條，逐條均須駁改。在議者固屬蕩蕩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辭也。然言經而不言權，論理而不論勢，俄人之必不見矣，則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如此則曰後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則稱幹比戈，聲罪致討，此戰之說也。廟堂自有勝算，非使臣之所敢議也。一曰俄人不允，則暫棄伊犁，存而不論，此守之說也。是邊界不可稍讓，而全境轉可儘讓也，臣亦未敢以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後取現今之所駁者，陸續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說也。然則目前之所駁，是姑就吾華之公論，聊以嘗試之耳。嘗試不效，乃復許之。此市井售物抬價之術，非聖朝所以敦信義，以馭遠人之道也。俄人本以誇詐為能事，若此時逐條駁改，曰後又不得已而允，則將益啟其狡譎之謀，且使西洋各國，從而生心。誠恐此次伊犁約章，所挽回者無幾，而從此中外交涉之務，議論曰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各條，則宜從權應允者，蓋以準駁兩端，均貴有一定不移之計，勿致曰後為事勢所迫，復有先駁後準之條。此臣愚昧之見也。事體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見所能周知。請旨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大學士、六部、九卿原議諸臣，詳細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兩國，和好多年，無論有無伊犁之案，均應遣使通誠。此次奉旨前來，以為真心和好之據。至辯論公事，傳達語言，本系公使職分，容俟接奉本國文牘，再行秉公商議云云。如此立言，則入境或不致遂見拒絕。至於約章如何辯論，計原議諸臣，此時必業經奏明準駁，知照前來，惟軍國大政，所關實非淺鮮，似不厭再三詳審，精益求精。當俟廷臣細行商定之後，由總理衙門諮行到臣，始敢與該國平情爭論。若臣旨力爭分界，酌允通商之說，稍有可採，則在廷諸臣，自必考究精詳，斟酌盡善，乃定準駁之條。即臣說全無是處，通商各條，必須全駁，臣俟接準總理衙門文牘，自當恪照指駁之條，逐一爭辯。臣自惟駑下，勉效馳驅，際此艱難，益形竭蹶。惟有謹遵不激不隨之聖訓，殫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維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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