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導致儒學成了日本官方的一種工具，而不是信仰。

也演變成日本的武士在學習了儒家思想後，和儒者也依舊不沾邊。而那些自願追隨老師學習儒家思想的日本平民子弟，則因為沒有科舉制度不能當官，只能永遠在中底層打層，能夠成為大名的家臣替其書寫，已是這些平民子弟最大的幸運了。

久而久之，現今日本的儒學傳播就具有極大的侷限性，不能給平民子弟帶來利益的儒學，自然就不會成為日本的主流學問，百姓們對其也產生不了興趣。

而那些學通中日的真正儒學家們，也因為沒有一個合理可靠的機制讓本人、學生們從中受益，無法成為日本政權的一份子，漸漸就成了如“清流”一般的人物。

也許，他們表面上是受到了幕府乃至京都朝廷的尊重，但實際上他們於國家的任何事務都沒有發言權。

好比擔任幕府首席儒官的林羅山，哪怕貴為將軍講師，他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寫寫畫畫而矣。

更像一個“師爺”，而非官員。

結合日本儒學界的實際情況，葛三郎遂大膽提出“科舉制”。

葛三郎相信，如果皇軍能夠幫助日本儒學界在日本推行科舉制度，一方面能整合日本儒學界影響和力量為皇軍所用；另一方面則是能夠“同其文、同其語、同其思、同其人”，使日本能夠長治久安，不復再有倭寇之患。

魏公公在研讀了葛三郎的報告之後，親筆批示幾個大字——“高，實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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