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商人是經濟生產活性增量的主要來源，甚至在當下是唯一的來源。商人創造越多的財富，其繳納的稅賦的量，是尋常百姓的數倍乃至數萬倍，商人越多，商業越發達，國家經濟的活性和稅賦增量也就越大。

如梁國，國土很小，養兵卻不比鹹國少，究其原因，其商業的發達和傳統政治遺產，使得梁國的財稅的總量鹹國的三四倍。

故而處置商人和處置百姓，所要顧及的方方面面截然不同，造成的政治、輿論、經濟影響也天壤之別。

老百姓的遷徙受到法律和現實處境的制約，流動性很差，但是商人哪個背後不是綁了大腿，尤其是大商人，不是這個關係，就是哪個門道，商人的遷徙本質而言是逐利和避險行為，哪裡利潤最高，哪裡最安全，資金就會往哪裡轉移。

商人是社會產業結構的主要承擔者，創造活性經濟和商業稅賦增長的主要來源，商人的流動性遠比老百姓更大，貿然抄沒商賈的財產，將直接打擊商人對市場對政局的信心，說的更明白一些，就是金融恐慌。

試想一個國家政府動不動就抄沒商業家的財產，其他商人會怎麼樣想，外國投資商會怎麼想，由此導致的一系列惡劣影響，遠比強徵抄沒得到一些財產損失更大。

資本一旦對市場環境喪失信心，接踵而來的資金短缺，市場蕭條，產業下滑，失業下崗等一系列影響，都是長期性影響。百里燕（既魏賢）兩世為人，認知遠比時人看的更遠，不得不考慮由此帶來的長期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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