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奇也從這些差事中看到了大宋朝社會的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法律過於寬鬆，這種寬鬆，並非只說仁宗對於囚犯赦免之事。而是大宋朝所有的法律都極其寬鬆，並非法律條文寬鬆，而是執法的態度寬鬆。

這就導致所有人對於法律都缺乏一種敬畏之心。

法律明文規定，賭博就是重罪，但是卻從未見到幾個賭博之人真的獲了重罪的。

法律明文規定，刺配之要犯，比如入牢城服役，做苦力，守邊關。但是許多外地府衙之內，官員重用的心腹行走之人，竟然有許多面帶刺字。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本來是重罪之人，反倒不坐牢不服役，主官若是看中了，私自帶回給自己辦差，這些罪犯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比原來還要活得好。

法律明文規定，除了有資質的酒店，任何人不得私自釀酒，但是這城中，卻又到處買得到私釀之酒。私釀也就罷了，私鹽本是國家重要收入之一，但是私鹽之氾濫，不論是杭州這種江南中心，還是汴梁這種國首都，滿大街都是叫賣的。

汴梁內城之下，有古代城池遺址，裡面卻還住著許多乞丐流民，這些乞丐流氓膽子之大，亙古未有，竟然敢大半夜跑出來，掠奪良家女子回去**。官府衙門，大多知曉，卻從未見過大規模的清剿。

這大宋朝的律法，到處都透露出一種得過且過的感覺。

乃至這大宋朝，也處處都透露出一種得過且過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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