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就是來自福建的鄭氏了。鄭芝龍原先是海盜，受招撫以後，在崇禎年間曾奉命鎮壓福建、江西、廣東的“山寇”和“海寇”，由參將逐步升到總兵官。他在福建勢力根深蒂固，兄弟鄭鴻逵又駐軍在江南，可以影響到南都政局。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鄭氏兄弟與浙撫黃鳴俊都是福建人，這就使得他們慢慢走近，在南都形成了一種新的力量。

自從崇禎皇帝“蒙難”，音訊不明以後，皇太極就以北京朝廷的名義，冊潞王為監國、福王為南京總戎，一掌政權，一掌軍權，但實質上，兩個藩王其實都不過是一權都無。

真正的權力，來自於利用潞、福二藩黨爭的各色人物。

福王由於萬曆年間爭國本的舊事，不可能受到江南東林黨和復社一系人物的歡迎，所以這些江南士紳當然是竭力支援潞王。

江南士紳掌握士林清議的輿論力量，所以就大肆造謠，聲稱福王有所謂的“七不可”之罪。這些囿於門戶之見的官紳，自己不夠掏錢組建團勇武裝，就想到了和高謙看起來關係密切的史可法，於是便借潞王監國的名義，下令調高鎮至浦口護衛南京，實則無異於是在向福王示威。

史可法輕車簡從前往南京，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叫做洪士鯤的年輕官員。洪士鯤是洪承疇同族的族侄，但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洪士鯤是福建泉州府南安人，不僅與鄭芝龍兄弟是同鄉，而且他是錢謙益的弟子門生，這就又和鄭芝龍的長子鄭森是同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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