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另有市舶司徵收的海關關稅。

這些種類繁多的稅種裡，以鈔關和鹽課稅收為最大頭。萬曆年間，鈔關稅收收入以萬曆二十六年為巔峰，收入最高達到四十餘萬兩。萬曆二十六年開始，為了增加商稅收入，稅監頻出，從九江到揚州，這數百里的距離上，就有湖口、安慶、池口、荻港、蕪湖、採石、金陵、瓜埠、儀真等多處關卡進行徵稅。而這勢必給商業貿易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力。

根據萬曆三十年，時任戶部尚書趙良卿的說法，相比從前商稅年年有足額，逐漸穩步上漲的情況，隨著稅監的派出，地方上的商稅徵收出現了“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幾減三分之一”的情況，商稅並沒有隨著徵稅關卡的增多而變得更多。

以河西務鈔關為例，由於徵稅太多，以至於商人罕至，原先一百多加布店目前僅剩下三十多家。臨清關，原先夥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兩人，至於關閉店鋪更是有數百家之多。諸多商鋪紛紛閉門歇業，嚴重影響了商業貿易的開展。

到崇禎初年，經由東林黨出身的戶部尚書畢自嚴整頓商稅，鈔關稅收這才日漸增加，到崇禎十三年已從萬曆年間最高的四十萬兩，增長到了八十餘萬兩可見徵收商稅的問題上，東林黨人未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或者更應該說，在整頓財政的方面，官員之間的問題，從來不是簡化為了江南與北方、東林與非東林這樣二元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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