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個國家之前說過，就不再列出，但這裡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訓錄》中完全沒有提及的日本，雖然當時已經明確在絕交之列，卻也沒有被排除在外，同樣被列入了不徵的範圍以內。

這無疑說明了明朝對於外國，無論建立朝貢關係與否，也無論為友為敵，是採取了一律“不徵”的態度。這就不能不使人對於明朝初年以“不徵”為特徵的對外關係的和平理念有了一個深刻印象。

後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觀意識雖然很美好，但現實發展就不那麼順利了，安南、高麗(朝鮮李朝前身)先後出了問題，都與大明出現了激烈的矛盾。

不過這兩國當時與大明的問題本書前文已有所述，這裡就略過不提了，直接說第三個出問題的國家，也就是當前高務實認為因“不徵之國”思想限制得最讓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與日本的交往，起初經歷與其他國家相同，即大明透過外交文書告知“四夷諸國”而建立關係。然而，與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國家不同，表現在兩點上：

一是歷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敗的陰影不散；二是現實的，當時日本海盜侵擾問題持續不能解決。

在洪武四年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以後，根據《明實錄》，出現了“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並僧九人來朝，並送回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的結果，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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