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國變之前，閣臣之間的關係似乎越發差了。

大家之前的治國理念完全背道而馳，而儒家傳統觀念的崩壞，也讓所有人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導致如今的內閣再也沒有之間那種協同的氛圍。

“索性等大都督府的都督們來了再議算了。”程賢餘氣未消，又指向吳、孫、李邦三人：“閣臣豈能一味事上，置國家安危於不顧？”

“有兵部鉗制，恐怕也難有藩鎮之禍。”孫傳庭道：“反倒是放權都督府，正是吸取國變的教訓。我煌煌大明，難道需要提防武將，乃至於步弱宋後塵麼！”

歷史積累越多，就會發現可擺的事實越多，怎麼聽都是有道理。這點從周應期的反應上就能看出來了。在程賢說話時，周應期一臉憂患，好像有切身之痛。換了孫傳庭反駁，他又面色凝重地頜首不止，看似十分支援。

至於具體可行的方案，還要等幾位閣老將不滿的怨氣都發洩完了，最終達成統一的基調，然後才能下交部議，制定可行方案，呈交預覽。這個過程說起來簡單，但要達成合意，卻是個水磨功夫，有時候一樁事體討論個數日都是正常的。

如今每日裡報到內閣的國家大事，少時三五件，多時十餘件，由此可知閣臣們的工作量有多大了。

樸思孔原本已經做好了在大明經商一輩子的打算，卻因為濟州島的風雲突變，讓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條道路。他恐怕一輩子都忘不了京師六月的悶熱中，一位來自朝鮮的親戚帶來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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